标题谈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特色和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特色和成就是玄学的兴起。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想，构造出了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理论体系。

玄学已三玄作为玄坛的主要思想资料，他们谈论的主要内容从表面上看是名教与自然等抽象的哲理问题，实际上与政治的联系非常的紧密。

儒、玄、道、佛各学派皆为教育内容

玄学兴盛

这时期的支配思想是玄学。魏晋玄学是杂糅道、儒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士族腐朽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才性论也是魏晋之际的中心议题。这种才能与德性（识见）相互关系的争论，既反映了当时两大政治派系的斗争和“才”可以使人走向悲剧的现实；也是以玄学论辩为形式的教育方面的重要论题。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与儒家相对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如嵇康反对儒家的礼乐名教,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认为，礼乐从各方面对人限制干涉，是违反自然的。他把六经、仁义等等都当作污秽朽腐的东西，要一概丢掉。

儒道佛相争相融

与玄学家相反，儒家重视教育的作用。傅玄认为人性是极活动的，容易受教育。葛洪在他的基本属于儒家思想的外篇中也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努力的必要，他说：“才性有优劣，思理有修短”，但成功还在于自身的努力。

总之，这时期学术思想自由，儒、道、佛三者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取，天文、数学、医药在私学中广为传授，学术与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也起了继汉开唐的作用。

这一时期玄学清谈的风气和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长期的动乱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九品中正制使士族有了做官特权不再需要认真读书；然而皇室需要利用学校来培养官吏。因此这时期的教育特点是中央官学衰微，呈现出时兴时废状态。

创立国子学

西晋创设国子学 西晋以前魏国曾立过太学。魏文帝于黄初五年 (224)正式于洛阳恢复太学。学制仍沿用汉代旧制，但略有不同。由于三国纷争，太学生多半是为了逃避兵役，学业水平较低，百人应试能通过的不过十人。

西晋创立国子学是在晋武帝咸宁四年 (278)，并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学生。惠帝元康三年(293) 明确规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许入国子学，而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子弟求学之所。这是九品中正制实行后，士族享有政治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它是中国于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也是后世国子监的开端。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直接影响着南北朝和隋唐的教育制度。

宋代于文帝元嘉十九年 (442)正式恢复国子学，下诏书命令广训胄子。元嘉二十三年 (446)文帝亲临国学，策问学生，并给予他们和教授以奖励。齐朝建立后，武帝永明三年(485)也曾下诏立学，创建堂宇，置学生200人。不过齐立国23年，其间曾两次废学。梁武帝比较注意文教事业，于天监七年 (508)下诏兴国子学。

经学兴盛

天监八年诏书要求凡坚持学习能通一经的，经过策试可量才录用,即使寒门也不见弃。讲诵经学的风气曾盛极一时,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入学，使助教、博士朝夕讲经，文帝很表赞成，下诏书根据他的建议施行。

魏晋经学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上的影响东晋元帝即位，于建武元年 (317)设立了太学。这期间魏晋经学的发展对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古文经学之得以立于学官是在魏初，而东汉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自董卓之乱，博士流散，到魏初重新立太学时，博士所传授课试的已不是汉末的今文经学而已被古文经学所取代。这一时期的经学虽退居次要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有它的重要作用，学校的教学内容也主要还是经学。这个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由汉代的注重章句训诂变为注重义理，从两汉师法家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称为“魏晋经学”。实质上这已是儒、佛、道混合的经学。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其中魏晋人注的占了一半。他们注经的特点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其成就超过了汉代经师。官学和私学的教育内容也有了变化。南朝儒生开始有讲疏、义疏之学。口头讲经的记录称为讲疏或讲义，义疏是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的著作。义疏之学是受了佛教讲经的影响。

学校萌芽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

专科学校的萌芽 南朝兴建太学较有起色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的时候。这时征庐山处士雷次宗到京师开儒学馆于北郊鸡笼山，第二年又命令何尚之立“玄素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共为四个学馆。各聚门徒授业。史称“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就是说这时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科并立。这些学校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这种分科的教授制度是后代分科大学的开端。

齐武帝永明九年 (491)，廷尉孔稚珪上书要求国学设置律学助教，仿照五经办法，学法律的国子生经过策试，优秀的可提拔为执法的官职。他的建议虽被采纳但并未实行。正式设置律学专门学校是在梁武帝天监四年(505) ，“初置胄子律博士”。

北魏在中央官学中设有律学和算学，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此外，医学也设有太医博士及助教。所有这些对于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建立

北魏汉化教育和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

北魏的汉化教育和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 北朝学校比南朝发达。孝文和宣武是北魏教育最发达的时期。此时学校制度方面更求完备，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小学并立,又开皇亲之学。孝文帝仰慕汉族文化,励行汉化。太和十七年 (493)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后更加速了汉化措施，如下令禁穿胡服、改用汉语、改汉姓为元氏,并与汉族通婚。这些措施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民族融合中起了积极作用。

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国学校制度是北魏所首创。其方法是：每郡设乡学1所，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并规定博士要博通经典，道德高尚，年40以上者。而学生则要“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在西汉已有郡国学校，平帝时曾命令郡国普遍设立学官，但郡国学制的建立则是创始于北魏。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地方私学转而呈现繁荣的局面。同时大学者、博士难于在太学讲论，转而趋向于豪族的家学。继两汉之后，在私人教育中，儒学仍占着重要地位。名儒聚徒讲学是私学的重要方面。学生人数上百人或几千人者屡见不鲜。在南朝影响比较大的如齐国刘，以儒学冠于当时。著名神灭论者范缜就是他的学生。梁武帝天监四年 (505)所开的五个学馆，是私学高度发展的典型。当时以潮州的严植之学馆最为有名。他每次讲课五馆学生都来，听众千余人。北朝传经儒者多于南方。大儒能开宗派的首推徐遵明，北朝的大儒多是他的弟子。

教育特色

玄学清谈和私人讲学的结合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玄学家和经学家一样教授门徒，弟子也常有数百人。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法。如陇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游,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也都穴处。泰山张忠的教育以形不以言，弟子来受教育主要观看他修养导气的形态功夫，而不讲授课业。这是道教方术在教育上的反映。

儒学、玄学、佛学、道教的结合是南朝私人讲学的特色。不少学者既信奉道教而又通玄儒之学。如陈代徐孝克既谈玄理又通五经，他每日早训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讲学的形式受到佛教和玄学清谈的影响，梁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到千余人。梁陈讲学有时在宫殿，有时就在寺院。据记载，陈后主到开善寺，从臣们坐在佛寺西南的松树下听儒学大师张讥讲学。

科技教育也是当时私学的重要内容。如教授天文学、算学、医学、药物学，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