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如何应对政策风险？

　　第一，由政策逆操作带来的风险增加。例如，政府一方面要求节能，而另一方面始终没有取消现存的能源价格补贴政策，两种调控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形成类似对冲的逆操作；会使企业陷入市场与政策约束的两难境地。　　第二，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同样增加了企业的风险。这在目前的房地产业中已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政策走势的不确定性将是企业面临的最常见的风险。由于政策经济中的政府管理部门往往存在着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所以常会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结果必然导致政策走势的飘忽不定、难以预期。这从目前宏调的试探性特征中可管窥一二。事实上，中国已被公认为全球投资风险系数最高的区域。　　政策走势不确定的风险　　从目前情况看，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政策经济背景下所面临的具体政策风险是不同的，因而其应对方式也呈现出差异性，何谓几家欢喜几家愁，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国企而言，当前的政策风险主要有“合并”风险和垄断企业内部改革带来的风险。在“与外资抗衡”的名义下进行的国资合并，比如北京二商集团与海洋置业的合并重组等，帮助国企借“合并”之东风，实现跨行业、跨地域的扩张，进而在一些重要的市场领域中形成新的国有经济网络，至于垄断企业内部改革带来的风险，“亲生儿子”的牢固地位使得国企的抵抗力始终不减。电力体制改革三年半，一直寸步难行即是典型案例。　　其次，对于民企而言，政策走势的不确定性是最主要的政策风险。常见的应对措施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主动参与、被动出局型。比如，民企光宇集团在出资5000多万后，终因铁路利益分配体制原因而被迫停止出资，从而使得首条民资参建的衢常铁路又重回国资独大的局面。同样，于去年获得四川彭白铁路30年经营权的德众公司也因成都市水利局的一纸文书，令其被迫陷入“追加1亿投资”的困境。其二是冷眼旁观、静待其变型。如2005年铁道部推出20个合资铁路项目期待民资参与，但是在440亿的权益性投资中，只有25亿是民营资本。可见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多数民资仍选择观望。其三是利用政策漏洞、投机钻营型。此类“猫和老鼠”的中国版本，尤以房企表现最为明显。房地产业税收重，企业便利用外资优惠政策，纷纷摇身变成外企来合理避税。　　最后，对外资而言，主要的政策风险是政策态度的大转弯。外资今年的日子可谓不好过，从“招商引资”转向“限制外资”的政策拐点的出现，让其充分领教了政策风险，而从外资当前所做出的一些即时反应来看，它对于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还缺乏心理准备，鱼死网破型、加速抢滩型、外部施压型等仓促反应基本上均可归为受到当头一棒后的条件反射。　　政策强势企业弱势　　从另一方面来讲，政策风险更有可能对企业产生误导，使得企业采取一些具有破坏性的应对方式进行避险，从而只好铤而走险，走上“不务正业”的歧路。　　首先，政策风险会迫使企业转型。由于政策风险系数甚至有超过市场风险之势，企业的重心可能会从生产、销售转向政策形势的研究，从而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与政策进行博弈上面，由此造成企业行为的扭曲。　　其次，企业会加大与决策层的联系。企业管理者将忙着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这一方面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政治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使“寻租”现象急速蔓延。　　再次，企业也可能会建立相应的对冲机制来化解政策风险，这使得身份确认、假外资等“猫与老鼠”的游戏将被不断重演。　　最后，一旦企业为防范政策风险所支付的各种交易成本超过企业由此获得的收益时，不排除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会采取“用脚投票”的做法，退出博弈格局，向其他新兴国家寻求市场和投资亮点。这是最糟糕的结局。　　总体而言，在政策经济时代，除了国企之外，企业与政策基本上处于完全不对等的位置上。政策是强势的，掌握着企业的生杀大权；而企业又是弱势的，甚至是集体失语的。但是，随着政策干预效率越来越低，老套的调控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以选择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地在交流对话后取得均衡为特征的公共政策将可能成为替代政策经济的路径选择。只有在一个平台上公开对话，才有可能终结现实中存在的不对称状况，让企业的日子好过些，至少它们有了诉苦的对象和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