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新政主要内容是什么?结果怎样？

中国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

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

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

次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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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是一场由范仲淹、富弼等主导的以整顿吏治为核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官员办事效率，及发展农业，增加赋税，藉以达到节省国家开支，缓解国家财政危机的改革行动。

庆历三年（1043年），刚刚出任参知政事不久的范仲淹，在急切想要通过改革来改变宋朝积弱现象的仁宗皇帝的催促下，曾坚定认为“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的范仲淹迫不得已只能是“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向仁宗皇帝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列出了此时此刻最需要得到解决的十项内容。

这十项内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这十项内容主要是针对宋朝的吏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四个方面，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是为澄清吏治；厚农桑是为发展经济；修武备是为整治军备；覃恩信、重命令是为厉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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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黜陟

即对于官员的升迁实施严格的考核。仁宗时期，宋廷实行的是“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的磨勘制度，即文官每三年可以参加一次升迁考核，武官每五年可以参加一次升迁考核。简单的说，在范仲淹未进行改革时，宋官员的升迁是只看资历，不看政绩，只要你任职时间满了，朝中又有人，那你升迁就不成问题。

想想看，宋朝的官员就是靠着这个制度来进行升迁的，你说宋廷还能出现几个想干实事的官员呢？对于仁宗朝的官员而言，反正只要在这三年内不要出错，专心地跟上司搞好关系，这样就肯定能升迁，而至于地方治理的怎样，治下百姓过的如何，这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反正是好是坏，又不影响不到他们的升迁。

可以说，这种升迁制度的缺陷是很明显的，正如范仲淹所言：“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它是让整个宋廷都充斥着因循苟且，无所作为的昏庸官员，而试问，在这些官员的治理下，这天下岂能好呢？如此，范仲淹认为要想吏治清明，首要改革的就是磨勘制度。

而对于磨勘制度的改革，范仲淹就给出了这样的改革方案：首先，“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就是若任上政绩卓越的，则不问年限资历，可直接破格提拔。

其次，对于没有特别卓越政绩的官员，则依然依据此前的磨勘制度，即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时官员要想进行升迁考核，除了要满足任期的要求，还需要有五位素有清明名声的官员的联名保举，且还不能有杖以上私罪的犯罪记录，只有在满足以上要求后，方可进行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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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提出的改革方案，其用意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自宋初以来不问能力大小、政绩好坏，只讲资历，例行升迁的状况，让真正有能力，专心替老百姓干实事的官员可以进入到宋朝的决策圈中，为国家效力，让曾经弥漫着懒散、迂腐气息的官场可以为之一振，变成富有动力、朝气的官场，从而让国家可以走向强盛。

抑侥幸

即改革恩荫制度，限制官员荐举的资格，及官僚子弟及其亲属荫补入仕的官阶和出官的年龄。宋代，普通人要想入朝为官，除科举外，还可通过恩荫补官、胥吏出职、进纳买官等途径入仕，而在这些入仕途径中，以“恩荫补官”入仕最为普遍，也最为泛滥。所谓“恩荫”，就是宋代给予六品以上官员的一项特权，当其达到六品以上官阶后，在特定时间，他就能向朝廷荐举子孙或亲族入朝为官。

如遇六品以上官员致仕时，宰执、三公、使相可恩荫一子为六品国子监丞或将作监丞；各司员外郎以上官员可恩荫一子为八品秘书省校书郎或正字；三丞（太常丞、秘书丞、殿中丞）以上官员可恩荫一子为九品太庙斋郎。

按理说，宋代的“恩荫”本无错，以封其子孙为官来笼络朝中重臣的方法，自古就有之，如西汉的“任子”、唐代的“门荫”等，这些朝代皆以封其重臣子孙为官来以示重视。但是，与汉唐重臣一生至多只能荫补一人到数人，且只能荫补同母兄弟、儿子、孙子、曾孙相比，宋代的“恩荫”可谓是泛滥。

首先，宋代的“恩荫”，是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有荫补的机会，甚至有些时候，在亲族都被封官的情况下，其门客都有机会得到荫补。其次，宋代官员获得“恩荫”的机会特别多，不似汉唐最多只有二三次，在宋代，如皇帝诞辰会进行“圣节荫补”、祭祀天地时回进行“郊祀荫补”、官员致仕会进行“致仕荫补”、官员去世会进行“遗表荫补”、册封皇后会进行“册后荫补”，也就是说，如果官员运气好，其一年至多可获得数十次恩荫的机会，而就算以其每次至多可恩荫一人为官来算，他一年就能让数十位的子孙或亲属入朝为官。

但事实上，一些高级官员，他们每次可荫补的人数并不是只有一人，以郊礼荫补为例，单单这荫补的人数，就算到了宋孝宗某年被锐减到三分之一，规定：“宰相十人，执政八人，侍从六人，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带职朝奉郎至朝议三人”，其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想想看，仅仅只是郊礼荫补一项，一个六品的朝奉郎都能荐举三人为官，可想而知宋代“恩荫”的泛滥。而据相关学者的统计，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不少于500人，但事实上科举每年所录取进士却只有约3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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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想看，如此一股庞大的，没有经过严格考核的官宦子弟进入官场，这对宋朝的官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让宋朝出现严重的“冗官”现象，正如北宋工部尚书宋祁在评价北宋“冗官”现象时所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朝就这么大，职务就这么多，本来就单单是科举选上的官员就已经是让宋廷不知如何安排，此时再加上恩荫的官员，这就更让宋廷无所适从。

但是，你都让人家做官了，你总不能让别人又回去做平民吧！由此，宋廷只能是为他们设立着一个又一个的新职务。而随着官职的增多，宋廷俸禄支出这块是越来繁大，其财政压力也就越来越重。

其次，泛滥的“恩荫”，使一批不谙文修武的官宦纨绔子弟混进了官僚队伍，从而致使宋廷是出现了朝政昏暗，政令不通，腐败盛行等严重的吏治问题。对于官宦子弟而言，凭借着父兄在官场上的成就，他们只需坐等朝廷的“恩荫”的到来，就能入朝为官。因此，试问就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就能获得入仕的机会，这些官宦子弟还会去刻苦的学习，勤奋的练武吗？

由此，在这种局面下，随着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宦子弟进入官场，并凭借着父兄的关系高居要职，也就造成了宋朝是出现了学士不习书札、三司不识财务、将帅不谙弓马的奇葩现象。基于此，最终也就造成了宋朝是出现了官不得人、昏官当权的全面腐败。

对于恩荫制度的改革，范仲淹给出了这样的改革方案：首先，严格限

庆历新政（1043年-1045年）是庆历年间北宋仁宗授命范仲淹进行的一项政治改革。但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最终失败。

此次新政改革了吏治，提高了庆历年间的行政效率，改善了北宋的政治腐败。但减弱了吏治能力，使得北宋的社会问题更加严峻；同时，间接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失败。

1022年，宋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其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负责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西夏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次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只得议和，百姓负担加重，各地陆续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现时的北宋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

1043年，宋仁宗为了缓解王朝出现的多种矛盾，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职位相当于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使推行改革。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对官吏升降制度作出严格的考核和规定），抑侥幸（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精贡举（严密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择官长（严格考核州、县两级地方官员的业绩），均公田（平均分配地方官员的公田），厚农桑（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修武备（整治军备），减徭役（减轻百姓的徭役），覃恩信（落实朝廷各项恩惠政策），重命令（认真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这些改革措施的大部分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宋朝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指责范仲淹结党营私、滥用职权。

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1044年，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尽管朝中有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这样有才能、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宋朝国力越来越衰弱。

北宋庆历新政主要内容是范仲淹在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了十项改革的方案，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方案，颁布全国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这次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选贤举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加强宋朝的统治力量，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改革最终失败了。

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裁并州县，减轻徭役；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触犯了大多贵族利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