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此前，在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意味着中国将对发展战略进行重大的调整和转变。

　　如何理解“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笔者认为有三层意思：一是面对逆全球化杂音，中国要继续坚持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二是未来的发展进程不能仅仅依靠、依赖和利用国际市场，需要更加注重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以此构建独立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三是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把自己封闭起来发展是要不得的，要想办法参与和带动国际经济循环，把国内国际循环统筹起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当前外部环境严峻变化和推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在“逆全球化”倾向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松动、分离的严峻形势，未来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撕裂或脱钩的风险。在短期内，我们要通过更快的复工达产、更多的国际合作、更大力度的开放等措施，去竭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从中长期看，则应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纠偏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失衡的现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大国经济优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揭示的“国内市场效应”原理表明，在一个存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这就意味着，国内大市场循环可以支撑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在功能上实现互补，而国内市场需求较小的小国经济则不具备这种优势。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大国均具有一个共性特征，即通过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向国际市场扩张，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内后外、内外并举”的发展路径。

　　然而，我国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过去的发展格局下却呈现长期分离趋势，突出表现为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过去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注重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长期忽视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培育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国经济优势的发挥。诚然，出口导向战略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该战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是依赖于一些内外部条件的，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如要素成本上升等），出口导向战略的负面影响也就凸显出来，尤其是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所产生的割裂效应。因此，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要任务就是转变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国内市场效应作为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连接“桥梁”。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具体路径

　　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在于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指导，推进本土企业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中国经济过去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是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相一致的。然而，静态比较优势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些特定产品上拥有技术优势，因而不适用于指导中国在赶超战略下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目标。相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对内生创新的引致作用，而大国经济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等特征，这意味着本土企业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国内市场获得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等创新前提，如果某种特定产品的创新一旦成功，就能在全球产品市场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尤其是对于一些作为产业基础的关键部门（如半导体的加工设备、电子产业的高档芯片等），是我国产业链体系中明显的短板，同时也是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下缺乏竞争力的部门，但这些部门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必须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进行“扬长补短”。

　　二是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本土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在国内价值链中，地理临近效应（既包括地理空间邻近，也包括文化习俗邻近）使得本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联系更为紧密，进而更容易获取领先用户、细分市场等需求信息。这样一来，一部分企业就可以通过掌握领先用户获得先行者优势，且最有可能成为该行业规则的制定者，有利于实现从供应商角色到发包商角色的转换，以及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转型，同时也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抓住细分市场的商业机会迅速填补市场缝隙，并在这些细分市场上精益求精，最终成为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企业。

　　三是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在近期的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纵向分工或将趋于缩短，进而导致跨国技术溢出减缓、贸易一体化规模收缩，但在横向分工上或将趋于区域化集聚，这反映了原先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节，将回缩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内或若干邻近国家组成的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式发展。在这种内向化的演变趋势下，产业集群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联系有望得到改善。实际上，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政府可以在产业集群初步成型之后有意加以培育，尤其是发挥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若干产业集群与国家创新体系形成对接，使之成为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四是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契机，促进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互联网+”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互联网与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的嵌套、融合，重塑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一方面，用数字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业生命周期，优化经济存量；另一方面，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创新经济增量，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譬如，自2015年以来，我国先后共有近100个城市设立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验区利用“互联网+”搭建了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平台，不仅使政府部门间可以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而且也有利于汇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设施和服务，进而为跨境电子商务打造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跨境电子商务为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极大地拓宽了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

　　五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程度松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更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沿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