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表现在哪些方面？

语言文字二度编码带来的传播误读 　　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播有赖于各类媒体和各种工具。语言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同时也反映出本民族的特点甚至哲学思想。因此，跨文化传播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语言文字的互换即转译问题。传播要达成意义上的共享，必须使一种符号能为社会成员共同认可。按照符号学的观点，跨文化传播的最终使命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而事实证明，翻译是一道必须由人类亲自逾越的鸿沟，是跨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 　　在同一语言系统下，符号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编码、解码的系统,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如果双方分处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翻译便站在两者之间进行编码和解码,这样便进行了“二度符号化”。但这一过程一方面受翻译者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媒介的文本内容包括电影脚本、电视节目、新闻稿等,在经过二度符号化的转变中发生意义失落、畸变、增殖、转换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在译制市场混乱、音像市场和印刷市场等不规范的国家和地区。 　　媒介帝国主义带来褊狭的传播机制 　　跨国传媒公司的高度垄断和集中造成的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以及文化的同质化趋势愈来愈强烈,构成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有学者认为,所谓褊狭的传播机制,一是以集权主义的权力运作方式和思想统制的形式,实现信息的单向、片面的传播；一是在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以致个性消失、界限消失、文化的多样性消失。 　　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就把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要求改变国际信息流通不平等、不均衡和不对称的现象。但在复杂的国际情境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交难题是，由于自身传播力量的微弱,国家形象的展示处在一个先行的、被歪曲理解的偏见中,被剥夺了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外交礼遇。自己的立场、观点无法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中让人们知晓,更谈不上得到理解与支持。 　　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取向 　　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事实的存在,二是人们对事实存在的认识。体现客观事实的价值,即是对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按照传播者的评价标准做出选择,然后再进行传播。然而,中西方有各自不同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因而审美观、价值观及方法论都不尽相同。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中国和其所处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报道也都是“妖魔化”的。以美国为例,从杜鲁门上台后对社会主义阵营所采取的“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时期杜勒斯推行的“和平演变”,一直到现在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都强调了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先攻心后攻身”的战略。 　　民族中心主义产生偏见 　　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信念,即一个人认为自己所属的文化群体（通常等同于国家）优先于所有其他文化群体。它表现为一种民族优越感,即从本民族文化价值出发判断其他文化的价值。民族中心主义一方面有助于增强本民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则使人们习惯于用本民族文化衡量判断他种文化,得出不正确的褒贬结论。实际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也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伴随民族中心主义产生的是成见和偏见。它倾向于把某一文化群体的一个成员当做该文化定势的代表。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法律明文禁止种族和性别歧视,但在实际生活中,歧视处处可见,法律本身尚未能够改变歧视的文化规范。在美国,白人对黑人持有偏见,黑人常被视为贫穷、暴力、愚昧的象征。要在跨文化传播中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就要进行文化相对主义的辩证对比。文化相对主义是指将某一文化置于它所处的环境中加以评价,文化本身具有一定共性,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其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所致。 　　综上所述,目前的传媒全球化在促进跨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差距与隔阂,种种障碍使得跨文化传播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跨文化传播也有“跨严肃文化传播”与“跨通俗文化传播”之分,往往是“严肃文化无人喝彩而通俗文化叫好满天”,故而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调整策略，“严肃”与“通俗”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