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实行德政为什么？

中国古代一直提倡“以德治国”。但实际上，如果某个封建政权真的采用“以德治国”，或者说采用单一的“以德治国”的话，这个政权是绝对会失败的。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燕王哙，他要讲究德行，把自己的王位传给宰相子之，结果因为儿子不满，大臣不满，造成了燕国的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势力趁机进入，差点就把燕国给灭亡了。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汉宣帝刘病已当皇帝的时候，有大臣就向他提议，希望他能够“以德治国”，用君王良好的德行来化育天下。但是汉宣帝就公开对他说，咱们汉家天下，就不能只讲这个，而是要恩威并施，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

汉宣帝讲的这个话，实际上从刘邦开始就是这样了。当年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当时很多人才都来投奔刘邦，背离了项羽。他们为什么会投奔刘邦呢？他们说得最多的一个理由，是刘邦会和大家共享天下，会对大家进行分封，而项羽舍不得分封。韩信第一次见刘邦的时候，和刘邦讲话的时候，认为刘邦能成功的理由，就是刘邦愿意对功臣进行分封。后来刘邦当了皇帝，问朝臣自己为什么能得天下，项羽为什么不能得天下？当时大臣们也都说，刘邦愿意封赏，项羽不愿意。而刘邦却不同意，他说，他之所以能得天下，是因为他能用人。他用了三个人：张良、萧何、韩信。自己能留住人才，而项羽不能，连一个范增都留不住，他怎么可能得到天下呢？

刘邦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是刘邦耍了一个滑头。因为那时候，他本来是想削藩的。也就是把给诸侯的分封拿回来。既然想削藩，当然不会顺着功臣们的想法说话了。而刘邦正是如此，因此才获得了天下，并坐稳了天下。项羽最终实现了分封，因此反而失去了天下。

清朝政府入关以后，积极地加强汉化，皇帝也积极地学习汉人皇帝的做法。当多尔衮去世，顺治皇帝终于掌权的时候，他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应该学习历史上哪一个皇帝？大臣们都向他建议，应该学习李世民。但是顺治皇帝却说，他不学李世民，他要学朱元璋。李世民和朱元璋的区别在哪里？李世民凡事不是自己做主，要采纳大家的意见，实施“德政”。朱元璋则是都要自己做主，宰相都必须听自己的，实施“威政”。

古代君王所说的“德”，有很多解释，比如“仁德”“恩德”等等。这些解释，其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一个“让”字。把自己的利益让一些出去给大臣，给其他王室成员，给百姓。

但是，恰恰是“让”，在古代社会是让不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古代是集权社会，要想维护皇权统治，就必须集权，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里。如果皇帝比较荏弱，某个大臣掌控朝政，那么，权力又将集中在这个大臣的手里。

比如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当了皇帝以后，就大力实施集权，把朝中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汉武帝时期的宰相，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这些宰相为什么没有得到善终，就是汉武帝觉得这些宰相威胁到他的权力。汉武帝去世的时候，选了几个辅政大臣，包括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等。但是霍光先后都把这些大臣打败了，自己独掌朝政。

而汉宣帝刘病已正是看到了这一切，因此他当了皇帝以后，别人给他讲，要他实施“仁政”，实施“德政”的时候，他才说，不能这样做，君王必须要“恩威并施”。说的“恩威并施”，实际上主要还是讲究“威”，而不是“恩”。

既然君王实际上并没有“以德治国”，为什么他们却不断地提倡“以德治国”呢？

道理很简单，只有这样提倡，才能维护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君王实施独裁，但是要让老百姓觉得君王不是独裁，而是德政。比如，明明在古代社会，皇帝都是被老百姓养起来的，没有老百姓生产粮食制造布匹，皇帝就会缺衣少食。但是，皇帝却要宣扬，是他给了老百姓恩惠，是他在实施德政。而当老百姓信以为真，确实感到是他在实施德政的时候，他就成功了。

再比如刘邦在打江山的时候，确实进行了不断的分封。刘邦是愿意分封的吗？显然不是。当韩信想当齐地的“假王”的时候，刘邦差点骂娘。是张良和陈平提醒了他，他才这么干。但等他打下江山以后，对不起，所有分封出去的土地和爵位，都被他收回来了。

这就是古代“以德治国”的秘密。

不过，并不能因为古代是假的“以德治国”，我们就否定“以德治国”。当我们离开了集权社会的时候，“以德治国”才真正发挥了它的作用。

为了巩固统治，所谓上行下效，身居上位者都是老百姓的表率。

君主爱护百姓，那么百姓也会拥戴君主。上下相亲，百姓就会听从政令，措施也容易推行，民众会感怀君主的德政，老百姓心悦诚服，远方的诸侯就会来归附，这真是政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从汉代的董仲儒以后，儒学成为治国的国教，儒家讲以德治国是根本。

古代的治国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德政

雍正推行德政“摊丁入亩”，一件好事怎么变成了社会隐患?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绝大部分制度设计方面都效仿明朝的那一套，其中就包括了征税制度。清初的土地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每户成丁人口所征收的丁银，二是根据每户持有土地预估收成征收的田赋。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征收方式可以做到全面覆盖，有效防止了偷税漏税情况的发生。

　　然而，凡事有好处就自然也有坏处。朝廷一方面征丁银，一方面征田赋，从两方面入手，尽量不让税源流逝，可是这里面却存在着很大的操作空间。官绅阶层利用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借口自家是客籍进行规避，结果丁银的重担反倒都压在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农民身上。时任山西布政使的高成龄就在奏折中写道：“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一语道破这种极为不公的现象。

　　1712年，清朝完成了唯一一次的全国性地籍清丈工作，之后康熙皇帝下旨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银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生存压力。

　　1723年，刚继位不久的雍正皇帝推行了一项在清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税制改革，即著名的“摊丁入亩”。“摊丁入亩”的核心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如此一来，税收负担就转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者多缴税，土地少者少缴税，无地者不缴税，底层农民受益于此政策，生活负担大为减轻。因此在地主阶层眼中，雍正帝是暴君;而在普通百姓眼中，雍正帝是圣主，是一位真正心系天下的万岁。

　　“摊丁入亩”的实施不仅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发展，而且使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清朝人口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清朝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4.36亿。不过，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过多人口却又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农耕社会中，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大量人口能带动巨大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然而这种增长有个大前提，那就是社会生产力必须要能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旦两者脱节，那么人多就不是力量大，而是成为严重的社会隐患。

　　到了清朝后期，人口激增导致没有土地的贫民越来越多，大量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成为流民，流民的扩散又给其他地方治安带来了严重影响，从而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已意识到人口激增带来的危险性，但由于历朝历代帝王都将人口增长视为是德政的表现，因此并没有采取什么手段来缓解这个问题。

　　最终，大量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贫民选择了揭竿而起，清朝后期相继爆发了“川楚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一直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自居的大清王朝终究还是被物产不足这根“稻草”给压垮了。

　　从“摊丁入亩”的深远影响可以看出，即便一项明显受益的好事，往往也附带着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如果为人处世不能积极拥抱变化，那么原先的好事也有可能最终变成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