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纪傲雪救傲灵哪一话？

要到最后一集，他才复活了。

冷战结束以来，一种新型的社会思想冲突开始席卷美国，并被形象地称为“文化战争”。与1960年代青年反正统文化和反越战运动相比，“文化战争”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前两者，其中又以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而受人瞩目。在这场论战中，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在一系列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如国家、社会、经济、宪政、对外政策等领域提出具有煽动性的观点，而且在美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上向自由派发起全面挑战，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美国政治和公共领域出现分裂乃至对峙局面，撕裂了公众原有的价值共识。媒体人、学者、政治评论家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这场纷争之中，解释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成因，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① 2011年，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T. 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出版的《断裂的年代》一书，②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考察方法，回溯并梳理了造成美国社会思想界意识形态化背后的观念变迁和学术成因，呼吁美国知识界抛弃党派偏见，重新凝聚在“共识”的理念下，应对目前美国面临的诸多困境。③《断裂的年代》以其宏大视野和权威论述，加上作者高超的叙述技巧，迅速引起学界热烈的响应。该书荣获2011年度美国大众文化学会授予的约翰·卡威迪(John G. Cawelti)著作奖，2012年3月又获得代表美国史学著作最高荣誉的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 一在进入罗杰斯讨论的主题前，有必要勾勒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在近半个世纪里的演变历程，从而更好地理解何为“断裂”的命题所在。 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是以主流思潮的异议者形象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各界普遍欢呼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裕，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摆脱激进、阶级矛盾和外来势力干涉等困境，迈入了长期繁荣的时代。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赖特·米尔斯(C. W. Mills)、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等，对美国社会新阶层和人格特征的观察和见解，也融入到主流政治的话语之中。反观保守派阵营，由于缺乏鲜明价值观和行动理念做后盾，保守主义者无力与新政自由主义同盟展开抗衡。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谓的美国“意识形态终结论”正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主流意见。④ 随着1960年代末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伟大社会”计划举步维艰、经济增长日现颓势，保守派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心态失衡所引发的波动：在公民责任与个人价值观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公众之间出现愈来愈大的裂痕，其中既有对大政府模式愤恨不满的民众，也有对政府黩武主义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左派人士。保守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速内部各派整合，开始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全面的反击。譬如，对联邦政府的抨击一直以来都是保守派的重要议题，但在自由派借用经济学概念，提出“小就是美好”的口号下，保守派人士极为精明地借用这个话题，将左派寄希望建立小型社群的理念，转变为鼓吹美国商界的“企业家精神”，实质上就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重新肯定。保守派也利用1960年代的反叛青年和希望回归传统美德的中产阶级的力量，抨击联邦政府的臃肿和低效，呼吁重新定义个人自由的内涵，重塑美国精神。自里根时代以来，新保守派在每次论战中都高扬价值观、道德观和宗教观。曾长期为里根撰写演讲词的智囊佩吉·努南(Peggy Noonan)表示，所谓“文化战争”，其实质乃是一场“话语与观念的战争”。⑤ 除了在大众议题上新保守主义思潮卷土重来之外，更深远且被公众所忽略的变化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学术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全面渗透。自里根时代以降，以企业研究所(Enterprise Institute)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为代表的思想库得到保守派基金会的鼎力支持而全面发力，为保守派理念和主张提供正当性理论支撑。在高等教育领域，新保守派资助他们认为具有潜力的学者，通过向这类学者所在大学捐赠和设立各类研究项目，把原来抽象和价值中立的学术观点包装成具体的政策方案，再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放大成为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达到逆转新政自由主义理念、重塑美国社会思想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加速了美国思想界内部的纷争：原有的共识基础不复存在，碎片化的时代已然成型。 《断裂的年代》以思想的内在演变历程为切入点，对这场思想纷争及其结果做出知性上的诊断。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众多观念拼凑而成的思想图谱，论述了自里根时代以来30年间占据美国社会生活的核心概念，如责任、国家、族裔、公平与正义等，是如何一步步陷入争议、被解构和被边缘化的。该书还论述了市场、自由、权力和多元文化主义等概念如何通过社会科学范式转移所赋予的新含义而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的动态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动态”(dynamic)在罗杰斯看来具有清晰的方法论自觉意识。罗杰斯始终以社会历时性的发展来审视思想共时性的变化：概念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现实并形成自己特有的逻辑，而其思想内涵的强弱转换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可以说，罗杰斯独辟蹊径，摒弃了以往学者和政治观察家以左右翼划分思想光谱描述党派纷争的观察视角，他在宏大视野下关注“小问题”的行文方式，成为《断裂的年代》一书醒目的叙事风格。 罗杰斯撰写《断裂的年代》的初衷，除了有重绘当代美国社会思想版图的学术雄心以外，另一个缠绕其心间的价值诉求就是唤起他的美国同行重新思考并认真反思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学者如何真正秉持客观严肃的立场、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术、学者应当如何介入现实政治等。纵览《断裂的年代》全书，罗杰斯并没有对任何当今流行的学说和事件提出直接的批评，但笔者在其旁征博引、力透纸背的历史论述背后，却能深深感觉到作者对美国社会及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关切和忧虑。 二为了能紧扣书名中“断裂”一词的寓意和所指，罗杰斯首先用三个章节的篇幅详细论述了美国冷战话语的衰落、市场与权力两大概念的崛起与分解的历史过程，勾勒出美国话语权势转移背后的历史成因。在第二部分，作者则用四个章节，以具体的社会议题和学术著作为切入口，对权力和市场两种话语相互之间的影响做更为细致的分析。结尾部分探讨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社会思潮的新动向。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意识和责任理念的强弱，集中体现在历届总统演讲修辞风格的变化中。罗杰斯认为，总统修辞的风格体现为宣扬美国的国家使命、强调历史紧迫感，以及公民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在卡特时代，这种修辞出现明显转向。卡特本人的基督教福音派背景，加上1970年代全球能源震荡和经济滞胀对美国公众形成的冲击，加速了这种趋势，“总统的责任观从应对社会和国家的挑战，变成对于个体自我的坚守。总统不再成为领导公众的领袖和政治家，而更像是扮演信仰道德准则的一名布道者”。这种趋向在里根身上得以充分展现。和其他观察家一致，罗杰斯认为里根是杰出的政治演讲家和媒体宠儿，他的发言极具感染力，某些辞句令人印象深刻。但通过文本分析和援引曾为里根起草演讲稿的幕僚的追忆，罗杰斯揭示了隐藏在里根修辞背后的重大转向：比喻和象征化的语言取代了对实际问题的陈述；喜好从美国历史典故当中寻找答案，并赋予典故极高的道德地位；有关责任、牺牲等话语从演讲词中完全消失，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边界被巧妙地模糊与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