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哪些田税改革？

中国田赋制度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我田田赋制度产生最早，也最有连贯性。在数千年中，田赋制度对我国经济历史以致整个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多种的、有时是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古代田赋制度的丰富遗产(包括有关的思想传统)在今天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它的了解和研究。

中国田赋史富有特色，也富有成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一个完整的演变历史，并依靠传统的自身力量完成了这一演变和发展。在我国田赋史发展的长期进程中，我们首先会注意和不能忽视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田赋征收与徭役(或人头税、人丁税)征发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互相渗透、互相交织，有时达到一种难分彼此的地步，以至近代有人认为，人身负担也是田赋中的一种。当然，徭役和田赋决不是同类的税目，然而从中国赋役制度史即所谓“正税”史的角度观察，它的发展确实具有两条十分显著的脉络:一条是从人(丁)、地分征，逐渐将对人税摊入地亩，直到一切“正税”都从地亩所出，都变成对物税;一条是由实物赋税改变为货币赋税，这也就是我国赋役制度演变的基本进程。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代我国田赋终于实现了这种演变，它作为传统田赋制度的完成形态，一直沿用于近现代，以后才又发生新的变化。

在中国赋役史的早期阶段，田赋负担比较轻(实际上轻田税的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役的负担则比较重;另一方面虽然赋役征收形式是人、地分征，但二者之间又常具有微妙的关系。例如秦代(公元前221-207年)，据估计，中国人口共约两千万人，成年男子大约仅有五百万左右;而在短暂的统治期内，造宫室、修坟墓、筑长城，以及南、北用兵，各项徭役合计，征发男丁总数不下三百万人。与这样的徭役负担相比，田赋负担就确实算不上什么了。因此，秦代的做法被后人批评为“舍地而税人”;当然，田税并没有完全舍掉，但从人而征的徭役显然占据了整个赋役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虽“惩亡秦之弊”，却把秦代制度几乎完全继承了下来。汉初“轻徭薄赋”，尤其主张“轻田租”，自景帝以后三百五十余年时间里，田税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但汉代虽有意减轻徭役，却征收很重的人头税(如算赋、口赋、更赋等)。以农户为计算单位，汉代每户平均五口，约有耕地七十亩，这样平均每户须交纳田税(粮食实物)两石余，常年价值不过二百文钱;各种人头税加起来，每户约有八百余钱，为田税的四倍，这还没有算入其他各种役的负担。所以汉代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人头税，这与后代特别是明、清两代以田赋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看来，秦、汉时代以人身为对象的征收要比以土地为对象的征收苛重得多;由于汉代田赋税率很低，也可以把它称为“从人而税”(或主要是“从人而税”)的阶段，这就是秦、汉时代约四百年时间的大致情况。

秦、汉时代的赋役制度不能不发生变化，因为赋役征收中完全不考虑土地占有状况，不但不公平，而且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在“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情况下，无地、少地的农夫又怎能承受沉重的赋役负担?因此汉代不少人提出了限田、均田的主张，有一时期(公元9-20年，短暂的新朝)还进行过大规模“王田”(即井田)制的试验，打算把赋役制度连同土地制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些企图虽未能实现，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末以后，由于连年战乱，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土地占有状况;因为土旷人稀，户多有田，曹魏(公元221-265年)实行了租调制，西晋(公元266-316年)实行了占用课田和户调制。户调制以户为征收对象，是从汉代人头税演化而来。它规定一夫一妻占田百亩，按户依此计丁计田，征收粟(亩收八升)、绢、绵等实物，将田赋特别是人头税等一应赋税(力役除外)都纳入了户调之内。因此，它是一种以户为本，兼顾丁、田的赋役征收方式;比起汉代，户调制在制度上确是一种进步。

户调制为人们所不能满意的是，它以假定的每户人丁和占用数字为征税基础，这与实际占田情况往往不能相符。为使农民能切实占有一定数量的田地，从而“齐等”地负担赋役，南北朝时期北魏(公元386-534年)实行了均田制。均田制就是政府对每户男女劳力授予规定数量的田地，并随人口的增减不断调整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征收一定数量的赋税。均田制的实施，俨然实现了从孟子到汉儒的理想，它从公元480年代开始，中经北朝、隋，到唐代前叶，实行了有数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土地和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唐代(公元618-907年)均田规定，每一丁男给田一顷(百亩)，相应地，在赋役制度上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一男丁(自隋以后女丁免税)应负担一定数量的田租(粮食实物)、户调(丝绵或布麻类实物)和役庸(每丁岁役二十日，政府不役则折收庸，每日折绢或布若干)，显然它们正是田赋、户口税和徭役三者的对应税目。如按规定每丁占田百亩、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计算，租庸调中田税很轻，远不如庸、调为重;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往往也很难区分出某项负担究竟是从土地还是从人丁所出。

从魏、晋到唐代前期大约将近六百年时间，可以看做我国赋役制度史中的又一个大的阶段。这一时期赋役制度的特点就是，无论是以户为本还是以人丁为本，本质上都是兼顾丁、田，赋、役混同征收;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一时期赋税的征收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实物。这与汉代人头税全部收钱、以及后世田赋逐渐征收货币的情况又大为相同。

唐代均田，无疑自始就不能象政府规定的那么理想，在不少地区，男丁并不能如数得田;可以想象得出，日后随着形势的演化，丁口与田亩脱节的现象会愈为严重，建立在均田这种土地制度之上的赋役制度租庸调也就随之遭到破坏。因此唐代中叶(公元780年)改行两税法。从此以后，国家放弃了直接干预土地占有状况、按丁授田、丁田结合以保证赋役均平的方式，而走上了考虑现实土地占有情况，赋税和徭役更多地计田而征的道路，从而开始了我国传统赋役制度史上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历时约一千一百多年)。

两税法在形式上把户税和田税分开征收，田税按占有田亩多少纳粟(实物)，户税按丁壮和财产多少定出户等高低纳钱(在实行过一个时期以后，户税又改为将钱依官价折成实物交纳);不但明确地把田税与田亩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户税中也加入了财产和田产的因素。它改变“以丁身为体”的方式为“惟以资产为宗”，这就开创了中国赋役制度史的新局面。

宋代(公元960-1279年)赋役的主要征收项目是田税和差役。田税分夏、秋二次征收，故称“二税”，又叫“夏税秋亩”(夏税钱须折为布帛交纳)。差役的轻重依据丁口与资产总和决定的户等高低决定。差役负担的繁重，成为宋代(也是以后几代)的一大社会问题，将差役法改为雇役法(令民纳钱、政府雇人代役)，曾是北宋时期变法中反复争论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役法中，无论是差役还是雇役，户等低的贫苦民户都规定可以免役(唐两税法也曾规定“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可以免税)。这样，田税和差役(或免役钱)就均由有田产和有财产的人来负担了。

明代(公元1368-1644年)仍行赋、役分征。田赋征收实物(民田每亩纳税三升三合五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