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黄昏高伯雨译文？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是讲述溥仪个人命运乃至晚清民国历史的经典之作，曾有过多种译本，但近期出版的高伯雨译本是首次在大陆面世。

清末民初的苍凉一瞥

庄士敦有着强烈的中国情结，作为溥仪的英文教师，作为晚清留下的外国“遗民”，庄士敦的身份堪称特例。他早年在爱丁堡大学念书，后来入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898年，庄士敦到香港，历任香港总督府秘书、辅政司等职。1904年-1917年，他被英政府派驻到威海卫做行政长官。庄士敦在远东和中国人来往二十年，能讲一口很流利的北京话，会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中国的佛教、儒家文化都有甚深的研究，被称为“中国通”。1930年代，回国后的庄士敦隐居苏格兰的一处小岛，依然对他心中的“故国”念念不忘，在宅邸前挂起清朝的龙旗，在文化认同无所依归带来的孤独和寂寞中离世。

庄士敦深入宫廷，在他笔下，紫禁城的一砖一石，无不带有忧郁苍凉的色彩，但他并不囿于感性，更重视理性地探究清朝灭亡的根源。在书中，他历数内务府的功过得失，痛斥其后期的腐朽，认为这一机构在清王朝的瓦解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对逊帝溥仪生活起居的细节、少年时代被迫接受荒谬的复辟教育的描写，令人们对这位后来成为丧权辱国代表的傀儡“皇帝”，有了更多面的认识。同时，庄士敦目睹了那一时期国家权力在不同势力间的流转争夺，憎恶党派政治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虚伪——他的观点固然包含保守偏见，但也不无历史的真相。这些历史波澜紧密地牵动着紫禁城内看似寂静的一隅，改写了溥仪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走向。只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庄士敦无可避免地被难以逾越的无形隔阂包围，他屡次向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写信，表达对于紫禁城内部管理、溥仪个人生活以及整体政局的看法和建议，但这些最后往往都化为无奈的叹息。

庄士敦的梦想与哀愁

《紫禁城的黄昏》里，作者对于溥仪倾注了最多的笔墨，寄托了自己的文明想象和政治理想。他一直称溥仪为“我的龙”，溥仪也曾在自传中坦承庄士敦是他的“灵魂”，师生之间深厚的精神联系不言而喻。

自从入宫，庄士敦就希望溥仪能够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摆脱诸多遗老为他设立的陈规旧俗，成为一位开明的现代君主，这一愿望显然只是美好的幻想。然而，洋师傅的苦心，并非完全付诸虚空。庄士敦带外国画报给溥仪，让他认识画报上的飞机和坦克，与他讨论国际国内时事。在庄士敦的鼓励下，溥仪不顾劝阻，完成了自己的剪辫子革命，引发了紫禁城内的“剪辫风潮”——在溥仪的人格独立史上，这是为数不多的向前进的一步。此后，溥仪清查宫内财产，遣散太监及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务，都事与愿违……紫禁城里面临的改革困境，也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重重弊病的缩影。

运笔如飞的翻译

译者高伯雨1906年生于香港，曾用笔名有林熙、秦仲龢、温大雅等，以谙于掌故驰誉香港文坛。他曾留学英国，主修英国文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港为报纸写专栏，并创办《大华》杂志，译著有《英使谒见乾隆记实》《紫禁城的黄昏》。高伯雨一生著述过千万，但大都是掌故文字，散落各处，直到晚年才出版一本文集，而其作品以《听雨楼随笔》为名陆续结集出版，已经是他去世之后的事了。

1934年春，高伯雨从伦敦《时报》附刊《文学附刊周报》得知《紫禁城的黄昏》将出版，立即去函上海的别发书店为他留下一部。书中的历史人物和风俗掌故，高伯雨都很熟悉，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的那批遗老，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高伯雨都可以道出一二，他本人与陈宝琛、金梁也相识，所以对晚清掌故信手拈来的高伯雨曾相当自信地回忆道，翻译此书的过程堪称“运笔如飞”。但他并不以夸张渲染和奇闻异事博人眼球，在翻译中，即使是并不紧要的人名地名，他也会仔细考证辨别，不失过去时代优秀掌故家的风范。

高伯雨译本的两百多条译注，包含了同时代的报刊、日记、溥仪回忆录等材料，弥补了庄士敦作为外国人所不能见到的诸多隐秘关节，并客观地对庄士敦的叙述加以了点评和校正，冷静、真实地还原了时代的面影，显示了高伯雨和庄士敦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之间的裂隙和对话。译注行文潇洒俏皮、暗藏机锋，可以当独立的散文小品来读，其史料价值和辞章文采不在庄士敦原文之下，是此译本带来的另一乐趣。